，开始每年春节后的几天，爸爸要拿出铅笔头儿和破旧不堪的牛皮本，算下一年的种子、化肥以及农具的支出。那时候开始我就喜欢跟着一起算，我自觉得把那件事，算是我自己的事。

我上大学的第一年，家里的收成特别不好，那一年爸爸高价购进的玉米种子，长得很高，但是结出的玉米非常小，有的只长叶子不结玉米棒。

我那质朴老实的老父亲，他不断地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他觉得是自己没有及时除草，埋怨自己舍不得支出，化肥上少了。他老老实实地耕种，在山村里辛苦劳作一生，从不苛责别人只委屈自己。我们一家六口人的吃穿用度都要靠那些粮食，一年的坏收成足以压垮一个家庭。但是爸爸却从不怀疑是种子的问题，村子里其他泼辣的村民，闹到种子公司的，获得了一些赔偿，许是跟种子公司达成了协议，便悄悄地不吱声了，大多数像我那老老实实的父母一样的村民，也只是默默承受了这苦果。爸爸也在这一个冬天的自责中，因为上火、焦虑，身体也跟着出了问题，这也是后来，我放假回家才知道的。

其实不仅是父母，那时的我，也是如此的纯朴可爱且没有一点锋芒。为了补贴生活费，我开始了家教生涯，推销自己的方式非常原始，就是去人流大的早市、夜市。撕一块废纸壳子，用签字笔写上，“家教精通高中小学物理、数学；25元/小时，先学后付，一月成绩不提高不收费”。

那时的我，还是太单纯了，不了解社会的险恶，人心的复杂。举牌举了几天，真的就找到了一份工作，每周六两节课，给一个高一的男孩补习物理，从我们学校到男孩家要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来回往返要三个小时，而且我发现外面的饭菜比学校里还是贵一些的，所以即便下课很饿很饿了，也坚持回学校以后再吃饭，食堂没饭了，就回寝室泡面吃。

冬天北方城市，零下二十几度等公交车，一等就是半个小时，冻得双脚失去知觉，耳朵和脸生疼，公交车特别挤，挤到人脸都贴在玻璃上，即便这样，那时的我，也没有觉得生活很苦。

每次等公交的时候，我总是颠颠地跺着脚，心里美美地计划着，拿到补课费之后要怎么花，先买一件厚实的羽绒服，相中了一件很厚实的紫色羽绒服，正打算用这笔钱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