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还逃不脱处惩，必然是因为这个缘故。至于他讲理学，斥责佛学，则是因为他既然要推尊程、朱一派的理学，就不得不批驳陆九渊、王守仁一派的理学为禅学；既然斥责禅学，自然不得不牵连着批驳整个佛学。其实批驳佛学并不是他的本意，也不是他真正的罪过。自从佛学在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以来，批驳佛教的很多，批驳佛教太过份的也很多，以此作为吕留良的罪过，恐怕他反而有了辩解的理由。不知人们足否曾经听说过五台山和尚明玉所说的话，他说：批驳佛教的主张，宋代儒学家很深刻而韩愈则很肤浅，宋代儒学家很精致而韩愈很粗疏，然而剃了头发披起袈裟做和尚的人怕的是韩愈而不是宋代儒学家，恨的是韩愈而不是宋代儒学家。因为韩愈斥责的是佛教信徒们给寺院和和尚施舍供养，这是针对广大普通民众而发的；宋代儒学家批驳的是有关明心见性的佛学理论，是针对知识分子而发的。天下知识分子少而普通民众多，和尚们生活所需的东西，也是来自于知识分子的少，而来自于普通民众的占大多数。假使韩愈的主张获胜，则寺庙的厨房里必然要断了炊烟，想建寺院也没有土地。即使有佛学造诣极深的和尚，他难道能率领数不清的和尚们空着肚子坐在露天里说佛法吗？这就好像用兵的人先切断了敌军的粮草供给线，敌军就将不战而自我溃散了。所以和尚们非常怕韩愈，也非常恨韩愈。若使宋代儒学家们的主张获胜，则大不了你儒家的道理是那样，儒家的礼法是那样，你不必听从我；我佛家的道理是这样，佛教的礼法是这样，我也不必听从你。你我可以各自信奉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各自施行自己所理解的东西，彼此对峙，对任何一方都没有什么危害。所以，佛教徒不太怕宋代儒学家，也不太恨宋代儒学家。由此可见，唐代以前的儒学家，所说的每句话都有实用；宋代以后的儒学家，则每件事情都只是空谈。讲理学的人口口声声斥责佛教，实际上对佛教毫无损伤，只不过是空吵闹而巳。把这当作功劳，固然是讲理学的人自相吹捧；把这当作什么罪过，也未免太看重吕留良了。

有次，奴仆王发夜里打猎归来，看见一个人抓着两个人的胳膊，向相反的方向拉扯，但一点声响也没有。他以为是盗贼趁着天黑抢劫财物，就向空中放了一枪，邢两个人跑开了，另一个人也往回跑了，转眼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