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主义者，很能识别左翼和右翼，却又极不自在地夹在两者之间。他时常当着右翼敌人的面，替左翼朋友辩护；

又当着左翼敌人的面，替右翼朋友辩护。可是，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对他深恶痛绝，从来就不愿在任何人面前替他辩护，因为，在他们看来，他实在是个傻子。

不过，他是个极严肃认真且专心一意的傻子。假如同他去看一场电影，散场后他非缠住你不可，同你讨论什么移情啦，什么亚里士多德啦，什么全称命题啦，什么寓意啦，还有作为艺术形式的电影在物质第一的社会中应尽的责任，等等。他每次带女孩子上剧院看戏，总得让人家等到第一次幕间休息，才肯说出看的戏是好是坏，而且用不着她们多费口舌，他就一下子和盘托出。此外，他还是一个战斗性颇强的理想主义者，投身于消灭种族歧视的斗争，其斗争方式是，凡遇到这种事例，他便当即昏厥。他于文学颇是精通，却不懂得怎么欣赏。

约塞连曾设法开导他。“别做傻子啦。”他这样劝过克莱文杰。

当时，他俩还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娜的一所军校学习。

“我去跟他说。”克莱文杰一再坚持。当时，他和约塞连正高高地坐在检阅台上，俯视辅助阅兵场上的沙伊斯科普夫少尉——活像没长胡须的李尔，正怒气冲冲地来回走动。

“干吗是我？”沙伊斯科普夫少尉悲叹道。

“别作声，傻瓜。”约塞连长辈似地劝说克菜文杰。

“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克莱文杰很是反感。

“我当然知道，所以才不作声的，傻瓜。”

沙伊斯科普夫少尉咬牙切齿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橡胶似的两颊因阵阵极度的痛苦而不时地颤动。令他如此苦恼的是，一中队航空学校学员士气消沉，在每周日下午举标的阅兵比赛中；表现极其恶劣。他们之所以士气消沉，一是因为他们讨厌每周日下午列队接受检阅，二是因为沙伊斯科普夫少尉不允许他们选自己的学员军官，而是由他从他们中间任命。

“我希望有人当面跟我说。”沙伊斯科普夫少尉极诚恳地请求全体学员。“假如我有什么过错，我希望你们直接跟我说。”

“他希望有人当面跟他说，”克莱文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