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时候，有一回我从很远的野外打猎归来，途中着了凉，病了。我发起烧来，幸好这时候已到了县城，在一家客店住下了。我打发人去请医生。半小时后来了一位县城的大夫。此人个头不大，瘦巴巴的，头发乌黑。他给我开了普通的退烧药，要我贴上芥末膏，挺麻利地把一张五卢布钞票塞进他那翻袖口里，而同时干咳了一声，瞧了瞧旁边，本来想要立即打道回府，不知怎的，跟我聊了起来，于是留了下来。我受着高烧的折磨；我料想夜里会睡不着，巴不得有个人同我侃侃大山。茶端上来了。我的医生便打开了话匣子。他这个人不笨，口齿伶俐，说话颇有风趣。世上有些事好奇怪：你同有的人相处很久，关系也挺融洽，可是你从来不向他披肝沥胆，倾吐心曲；而跟有的人刚刚结识，便视为知己，彼此把心里的全部隐私像忏悔似的掏给对方。我不清楚我是凭什么博得了我这位新朋友的信任，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便把一件相当动人的事，如常言说的，“拿来”说给我听了。现在我就把他讲的事说给我知音的读者听听。我尽量用那位大夫的原话叙述。

“您知不知道，”他开始说了，嗓音显得乏力而发颤（这是因为抽了纯别列佐夫烟草的缘故），“您知不知道本地的法官帕韦尔·卢基奇·梅洛夫？……不知道吧……那没关系。（他咳几下清清嗓子，擦擦眼睛。）您看，怎么说好呢，就照实对您说吧，事情是发生在大斋期里，那正是冰雪消融的时节。我坐在他——我们的法官——家里，在玩普列费兰斯纸牌。我们这位法官是个好人，对玩这种牌很着迷。突然（我的大夫常常用‘突然’这个词）有人对我说：‘有人找您。’我说：‘有什么事？’那人说：‘他带来一张条子，也许是病家写的。’我说：‘把条子拿来。’果然是一个病家写的……那是好事——您明白，这就是我们的饭碗嘛……是这么一回事：那条子是一位守寡的女地主写给我的；她说：‘我女儿病危，看上帝的面上，劳您驾来一趟，我派马车接您。’嗯，这倒没有什么……可是她家离城有二十俄里地，当时已是深更半夜，而且道路又是那么糟！再说啦，她那家又穷，很难指望出两个银卢布以上的诊费，就连这点钱还未必有，没准只给些粗麻布或者旁的一点儿什么。可是您明白，职责重于一切嘛，人家快要丧命了。我突然把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