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区。终于，几位旅行者到达了上都（马可·波罗称之为chandu），是忽必烈夏天的住地，位于今天的多伦诺尔附近。他们在这里把教皇格里高利十世的一封信交给了皇帝。后来，马可·波罗跟着朝廷去了北京，当时被称为大都或者汗八里（马可·波罗称之为cabac）。忽必烈似乎很器重他，委托他管理扬州（他称之为yanju）的盐税。

马可·波罗的书记述了在中国的两次旅程：一次是走西线，从北京出发，经山西、陕西和四川，到云南；另一次是走东线，从北京出发，经山东、长江下游和浙江，到福建。在这部记述中，他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份简略的关于华北（cathay）和华南（马可·波罗称之为anji，蛮子，即前南宋帝国）的经济调查。其中，他提到了华北的煤矿：“有一种黑石，像任何别种石头一样，亦采自山中，但燃烧与薪无异，……契丹各省均燃此石。”同样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通航水道所发挥的作用，并认为最重要的是长江（马可·波罗称之为kian），那是中国经济的主动脉：“江上的船只，比航行在基督教世界的江河湖海上的所有船只加在一起还要多，船上装载的器皿也更精美、更贵重。”马可·波罗补充道，每年有20万艘船溯江而上，沿江而下的就更不用说了。他还注意到由忽必烈重修并完善的那条大运河的经济价值，这条运河，使得从长江下游地区运送稻米至北京成为可能。

为了管理这一庞大的国内商业，以及与印度和东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在长江下游、浙江和广东等地区的各大港口，组成了强大的商人行会，足以匹敌佛兰德斯的行业协会或者佛罗伦萨的大商会。说到杭州（他称之为ksai，意为“天堂之城”）的行会，马可·波罗写道：“商人是如此众多，而且如此富有，以至于没人能讲出全部真相，它是如此惊人。我还要补充说，这些大商人和他们的妻子……不用亲手做任何事情：他们的生活过得是如此精致而洁净，就好像他们是国王一样。”纸币（马可·波罗幽默地把它比作点金石）的普遍使用，使交易更加便利：“我敢向你保证，他的所有臣民，所有地方和所有百姓，都乐意接受那种纸钞作为支付手段，因为无论他们去哪里，都可以用它购买任何东西————各种陶瓷、珍珠、宝石、黄金和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