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类口号，宋江勉励武松要到边庭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青史留名。鲁智深一出场就是要投奔卫国名将老种经略相公种师道。明代的思想家李卓吾，爱读《水浒传》，他写的一篇著名的《忠义水浒传叙》里把这意思说得很明白，有几句是“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愤什么宋事？就是愤两宋统治者不肯联合人民的力量坚决反抗侵略，而死心塌地坚持可耻的投降主义，以至惨遭亡国之痛。由此看来，书中着力写的大闹东京以及败高俅、败童贯的斗争，都出于争取与“赵官家”统治政权团结合作，共同抗击侵略的意图。这在我们今日的读者应该容易理解的。提出的所谓“忠”，与宋统治者提倡的“忠”，作者所采取的宋统治者捏造的宋江受招安、征方腊的黑样板，其实际意义与实质内容是有不同的。作者写义军的惨局同时，又称赞宋江被毒害而视死如归，也都有他的道理。但把话说回来，即在此历史背景下，宋江领导的、作者所宣扬的，这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投降主义路线。这是不容置疑的。可是在七百年前一个封建时代文人，要求他还能想出更高明一点的主意，拿我们今日新时代标准，要求于他，那就未免不实事求是。因此，我们不能说他存心宣扬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而只能说是出于古代作者思想的历史局限。若说“观今宜鉴古”，拿水浒义军所走的路线及其惨局，作我们今日和今后的鉴戒，那我想施耐庵是会鼓掌欢呼，心悦诚服的。

其次谈到“义”。作品具体描写的义，在很大程度上有新的内容。它的意思，与谋求个人富贵的私“利”相对立，指一种被压迫者大伙儿的利益。在很多时候，“义”的概念与保国卫民、反抗侵略与压迫意思相通。“义”与“不义”，意即是否同情与支持被压迫被剥削者、是否参加与坚持革命反抗。鲁智深打抱不平，行的是“义”，李逵误信人言而要杀他素所拥护的宋江，讲的也是“义”。这比《三国演义》刘、关、张所讲的“义”，确有大小高下的性质与内容的不同。这里重要的是要看把这个“义”放在什么地位。在具体描写里，这个“义”，归根到底，不但放在“忠”之下，要服从于“忠”；而且也服从于“孝”。“孝义黑三郎”宋江的所作所为，一到“义”与“孝”发生矛盾，作者笔下就理所当然地重“孝”而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