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严重艰巨的斗争，然后“光荣体面”地接受招安。由此可见，作品里所写受招安及其惨痛的悲剧结局，正是作者自以为给义军找到的“最好的理想道路”。

作者显然热爱义军，却安排这样一个宋江作领袖，从而又给义军寻求这样一条投降的死路。究竟为什么？真叫人难解。

四

到这里，只有就作品内容再具体谈一谈作者的世界观问题。

先从“忠”的思想说。作品标榜与宣传“忠”：梁山“聚义厅”，宋江当上领袖，就改为“忠义堂”；后来的《水浒传》加上了“忠义”的头衔，也不是没有依据的。宋江口口声声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阮氏兄弟大唱“忠心报答赵官家”，甚至鲁智深也说奸臣“蒙蔽圣聪”。作品里大写特写义军百般“争取”朝廷招安，明显的是出于这个“忠”的思想。一到征方腊，读者不禁为之疾首痛心，作品却写得振振有词，意思是，方腊起义，自立朝廷，违犯了“忠”的大伦。这以后，一面写义军的惨局，颇有揭出血的教训，垂戒后世之意，但一面仍然在对宋江的描写里流露肯定与赞美，意思是宋江效忠赵家政权，始终尽其在我，因而视死如归。作品的主要部分明明写的被压迫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极其激烈残酷的阶级斗争，但到七十回正式提出“招安”的决策后，原来对抗的两方忽然“合二而一”，反对的只是统治势力中几个“蒙蔽圣聪”的奸佞；人民与封建统治的斗争，一变而为封建统治内部的“忠”与“奸”之争。于是统治政权里出现了几个“忠”臣，与义军协力同心，完成了招安之策，实现了作者的理想与愿望。这个“忠”的观念，使作者在不无内心矛盾的情况下甘愿牺牲艰难缔造的义军事业，以争取与达成“招安”，走上死路。历史唯物主义教导我们，评论任何事物，必须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我们知道水浒故事从口头流传、逐步发展以至由文人加工再创作而成书的整个年代，民族矛盾是居第一位的。北、南宋之交以至整个南宋，坚决抗击侵略、反对投降主义，是上下各阶级阶层普遍的共同的强烈要求。我想这里不须多说。到南宋亡，在元代统治下，所谓“赵官家”，就逐步成为“汉家”的象征性称号。所谓“汉”“唐”，有时也用作这种意义的称号。书中多处提到“保国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