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借以显示宋江作为义军领袖的威望和作用。可是这里面就存在一个严重问题：作者写宋江上山，并无思想转变，完全出于被动；这个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的思想立场问题远远没有解决。我们知道，上述作者所赋予宋江的种种美德，就一个领袖人物说，当然十分重要，因为义军的团结统一确乎是重大问题，从而也表明作者政治思想————尤其在封建时代确有崭新的高见。但说到底，这毕竟都属思想作风；而一个革命者————尤其领袖人物的思想立场问题，才是根本问题。作者一味偏重前者，显然本末倒置。作为艺术形象，宋江的性格本来显得现实血肉太少，概念化的成分太多；再加上这个根本缺陷，就愈益使人觉得此人只是作者的一个观念的傀儡。凡此，都反映了作者思想观点的严重局限；连到上述第二点所论，显示了作者世界观的尖锐矛盾。

这就关联到义军受招安的问题。作者有心安排这样一个立场不对头的人物作义军领袖，应该说，其主导思想就是认为受朝廷招安是义军唯一正确的道路；宋江念念不忘招安的思想，实即作者自己的思想。写义军走这样一条投降道路，作者在严重的思想局限下，内心确实存在着不能解决的矛盾。例如，作品里特意安排了几个坚定的骨干人物：李逵、鲁智深、武松，还有林冲，出面反对，对宋江的决策表示强烈的反感，连桌子也踢翻了。更有重要意义的是，走这条投降道路，导致了义军事业的彻底失败，落了个极其悲惨的结局。征方腊以及跟着而来的惨局据说都是《水浒传》最早本子里原有的，出于原作者的手笔。那么，作者是否通过这些安排与描写对宋江所抉择的道路加以批判和否定呢？仔细看，却又不能这么说。实际是，宋江走的这条死路，正是作者费尽心思筹划决定的。在《水浒传》以前，关于宋江义军的结局，正史、野史和民间传说有几种不同的记载：一种是义军被官军消灭了；二是说官军追困义军到海滨，而后击溃了；三是义军受招安，征方腊后，宋江作了节度使。作者对三种结局全都抛弃不用。他热爱梁山义军，还是写义军受招安，但作了迥不相同的处理：排了座次，宋江决策后，首先写大闹东京，如入无人之境，以显示他们若要夺取赵家政权，实易如反掌；接着又大写三败高俅，二败童贯，大长义军威风，如此通过走各种门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