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上自行车分道回家了。

一路上我的心情很好，微笑着看着江南乡间的风景，夏日的傍晚晚霞红艳热烈，风儿徐徐拂过面颊，让我孤单的身影在乡间小道上并不孤独，田间的稻子、甘蔗、络麻叶子随风摇曳，仿佛在跟我打招呼。老板娘的话一直萦绕在耳边，我仿佛看见我的希望，看见了我的未来。

我回到姐夫家，姐还在机器面前织布，见我回到家笑着问我：“怎么样，厂里的活好干不？”

“嗯，还好，蛮轻松的，我想就在厂里上班了你看怎么样？”

“这个事情你自己决定吧，能挣到钱就好。”毕竟是亲姐，并没有显示出不乐意：“你来看着机器我去做晚饭好不好？”

“嗯好的。”手脸都没来得及清洗就上了织布机。

人呀，多技能多劳累，可是这，又是我无可奈何的人生，没有的选择。

夜间偶尔加班织布也一直持续到我搬离姐夫家。后来厂里人大多数也知道了这件事，都叫我搬出来住最好，但是我想的比较多，搬进容易搬出难，没有合理的理由真的难以说出口，唯恐给姐夫家带来不好的影响，乡村里总有这样那样的闲言碎语传播，我必须做好我认为最合理的计划，因此没有听同事们的话马上搬出，直到九五年的春天。促成我离开最大原因是：老板和老板娘的为人，以及他们的真心实意的态度，让我下定决心搬离了我姐夫家。

不知不觉我在厂里上班也快一个月了，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厂的良心决策和长远的眼光。老板规定，上下班时间外都必须算加班工资，而且是双倍的，一星期规定双休，超出算加班，节假日也是如此。工厂组装每道工序明码标价，多劳多得，价格也不是依照老板心情定的，而是根据上家大厂工价照搬进来的，都无话可说。生活上老板尽量照顾大家的感受，中午的菜变着花样来，而且是免费的。这样的操作在九十年代企业中屈指可数少之又少，这也是他们后来做大做强的基础所在。

可是到了发工资的时候很多人都不乐意了，大多数只有两三百，有的还只有一百多。我和郭立飞也不是最高的，拿了两百多，但我没有不高兴，反而感到欣慰，因为工资并没有像工地上那样，本地人和外地人区别对待，而是一视同仁，所以我并没有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