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也有悠久的来历。所谓名士，本应该是像吕尚、诸葛亮或陶潜这样的人，他们隐居着，不出来做官，心怀淡泊宁静，以品行、识见或才学而知名，所以称为名士。《礼记·月令》篇说：“勉诸侯，聘名士。”名士是为有道的统治者所尊重的。因此就产生一种情形，就是一些并不高明，也无贤行的士子，装出隐居的姿态来，藉以邀得统治者和社会的尊重，博富贵和名誉。古书上称这种假名士是“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但到了像《儒林外史》里的这些名士或山人，连隐退的姿态也干脆不做了，因为做了，也无人理睬了，除非像娄三娄四这样唐吉诃德式的公子才满怀幻想，自我陶醉地去访杨执中、权勿用这样莫名其妙的人。他们多是功名爬不上去，想谋富贵而不可能，想受人敬重而不可得，所以有的就走巧路，学着诌几句滥调的诗，冒称高雅；因为诗是写在斗方纸上，所以称为“斗方名士”。他们奔走富贵者之门，扯扯谎，帮帮闲，骗些银子，或混碗饭吃。杭州、扬州和南京，到处看见他们丧魂失魄地跑来跑去。像牛玉圃、景兰江、赵雪斋、浦墨卿、支剑峰、辛东之、金寓刘等，都是当时社会制度制造出来的一群游民。

因此功名富贵不止腐蚀了士子们，也对士子们以外的广泛社会散布着恶劣影响。比如牛浦郎本是个市井贫家少年，他为了一心想相与官府老爷，就冒充了别人姓名，骗人，吓人，无所不为。妇女们像王太太之类，也一心想做诰命夫人，甚至妓女如聘娘也想做官太太想得做了梦。又比如五河县，整个儿成了利欲熏心的世界，正如余大先生说的：“我们县里礼义廉耻一概都灭绝了。”

如上所述，作者全面地体察了功名富贵的制度对社会人心与政治吏治的腐蚀作用和恶劣影响，因此，他自然而然倾心于两种人物：一种是轻视功名富贵，襟怀冲淡的人，他们保有先代进步思想，讲究品德和学问，正和作者自己志同道合，因之也是书中的肯定人物，如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和迟衡山等。另一种就是下层细民和落拓不得志的人物。他们都受当时政治社会的压迫，处境很悲惨；或者在功名富贵的圈外，因之能保有善良人民的本色或真性情。比如三十五回庄征君辞爵还家途中所见一对无人过问的年老夫妇的死；三十六回虞育德救助的，为田主所逼因而自杀的农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