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为内容的高度现实主义精神，是他的讽刺艺术的生命。《儒林外史》所写的人与事不止具有严格的真实性，而且也是平凡的生活中到处可见的，是日常普遍存在着的。不过这些日常生活现象，在别人司空见惯，不以为意，好像认为应该如此，理所当然似的。但作者则从爱国主义的正义思想出发，以其清醒头脑，敏锐感觉，随时随处明确地认识和强烈地感到那可笑、可鄙与可憎，这对他，犹如芒刺在背，骨鲠在喉；他以艺术的笔，善意地写它出来，希望“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

闲斋老人序说：“稗官为史之支流，善谈稗官者可进于史。”又说本书所以名为“外史”，是表示不自居于“正史”之列的意思。作者在书中所表现的态度，正是我们中国古代史家的一种高明的传统态度。在我国古代史家所要求采取的实即是一种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这种态度的要点，是反对主观主义，力求客观真实。不但不容许无中生有或凭空臆造，而且力求“不虚美”“不掩善”，即不容许以主观去任意改动客观真实。认为国家大事的得失成败，如日月之蚀，绝不是“饰辞矫说”所可掩蔽的。所以要求做到“明镜照物，妍媸毕露；虚谷传声，清浊必闻”。但又绝不是置身事外，无是无非的客观主义态度。即在记载中，在处理上，要有明确的善恶观念，有一定的褒贬倾向。章学诚《文史通义》说：“春秋之所书以褒贬为主。”《三字经》说：“寓褒贬，别善恶。”史的目的就是分别善恶，有褒有贬，使后人借鉴。但这种别善恶，有褒贬，要能“爱而知其丑，憎能知其善，善恶必书”。对于所拥护爱戴的方面，不掩盖隐藏其缺失；对于所反对的方面，也不抹杀其优长。这就是，排除主观偏见成见，而将客观真实显示出来，让它本身去作褒贬。因为客观真实本身有善恶，有是非；史家要能发现它，掌握它，把它显示出来给人看。我国古代史家所讲究的这种态度，实是一种努力追求与坚持真理的合乎科学原则的态度；而这，在写作上也就是一种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首先就生根在这种严肃的现实主义上面。他接受了我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具体运用在小说创作上，而加以发扬光大。

比如，书中写了几个正面人物，主要只是肯定他们不同